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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哲学家，有时候对常识承认其存在的事物，采取否认其存在的态度。

对儒学研究来讲第三个需要强调的重点是，因为儒家有仁德的理论，因为有因时而变的精神，因此必须采取因应于现实的理论阐释进路。但是，儒家里面有公天下的理想的话，一旦和西方文化接近，马上就会想到三代之治。

即通儒院、国体院、庶民院三院体制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反现代的政教合一政制：后面的国体院和庶民院，就是现在西方流行的两院制。结果这个朋友马上一句话，你不要提这个事情，那叫垃圾事实。但萨默斯获任哈佛大学校长，没有选择克林顿——但是萨默斯就因为两个重大的错误言论，成了哈佛大学三百几十年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。但是要是要论证儒学本身就含有自由、民主的精神是有问题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儒学学者是和港台新儒家不一样的地方。但许多人对男女平等有错误的理解，在此我就不多说了。

结果把儒家解释成了非儒家。我们虽然要出世，但是我们不由其道而往，要有正确的方法。以上五家，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，其关系最大。

所以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，要教之以守柔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诸子之学，其原皆出于王官。他家之所谓命，多含前定之义，则近于机械论了。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，在于大同之义不传，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。

粗读诸子之书，似乎所注重的，都是政治问题。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？这只要看许行的话，便可明白。

（五）法家最新，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。看第五章所述大同小康之说可见。此非在西周以后，前代的治法，保存的已多，不能发生。因为贵俭，所以要节用，要节葬，要非乐。

其富国强兵之策，则最重要的，是一民于农战。（二）将诸家之说，融合为一。儒家的理想，颇为高远。（三）无可如何之事，则劝人以安命。

如何次第实行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。其实行的精神，最为丰富。

儒家此等高义，既已隐晦。这正和阴阳家所谓五德终始一样。

汉武帝时，公玉带上明堂图，其上犹以茅盖，见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，较后世为专制。在战国时，诸家之说皆不行，只有法家之说，秦用之以并天下，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，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。致秦国于富强的，前有商鞅，后有李斯，都是治法家之学的。怎样糊涂的人，对这话也可以懂得，而圣人行之，亦终身有所不能尽，这真是一个妙谛。如夷羿、殷纣等，都是其适例。

（二）因在上的人，务于淫侈，因此而刻剥其下。弛而不张，文武不为也

《老子》书又主张无为。其富国强兵之策，则最重要的，是一民于农战。
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，即是此义。致秦国于富强的，前有商鞅，后有李斯，都是治法家之学的。

凡学术，固有变化社会之功，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，而其本身自起变化。六经之中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乃古代大学的旧教科，说已见第十五章。怎样说法家之学，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？这时候，最要紧的， 是（一）裁抑贵族，以铲除封建势力。《淮南要略》说诸子之学，皆出于救时之弊。

统一的路线有两条： （一）淘汰其无用，而存留其有用的。其余如名家，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。

（二）因在上的人，务于淫侈，因此而刻剥其下。儒家的理想，颇为高远。

（一）因社会的组织，随之变迁。（二）所用名词，极为特别。

如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，决不能有此思想。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，是随时随地，必有其一，而亦只能有一的，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。五德终始有两说：旧说以所克者相代。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，在于大同之义不传，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。

古人的礼，往往在文明既进步之后，仍保存简陋的样子，以资纪念。据《月令》说：政令有误，如孟春行夏令等，即有灾异。

此非在西周以后，前代的治法，保存的已多，不能发生。《春秋》三世之义，据乱而作，进于升平，更进于大平，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，再逆挽到大同。

其盛行于世，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，乃在个人修养部分。在这一点，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。